公元1602年，即万历三十年三月十五日，北京通州一个须发皆白的“囚犯”以剃头为名，向侍者借来剃刀，自割咽喉，血流二日，离开人间。他就是被称为“大明第一狂人”，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受诬入狱的学者李贽。

李贽，字宏甫，原名林载贽，后因家族避祸改姓李，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福建泉州人。公元1527年（明世宗嘉靖六年），李贽诞生于一个教书先生家庭，生下后丧母，父亲白斋公，继母董氏，都富有同情心，家贫而非常乐于助人，祖上对外经商。李贽十九岁以前随父亲读书，二十岁时离家谋生，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2年）乡试中举后“遂就禄”以养家糊口。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李贽五十一岁，由南京礼部郎中调任姚安知府，三年后辞官弃职，其间政声卓著。李贽以孔孟“异端”自居，持“童心说”，洒落“童心”，对历史和传统进行再思考，是一位“特立独行，不从流俗”的思想者。他知道自己的思想不会被其时代主流容忍，遂将自己的著作起为《焚书》《续焚书》《藏书》等书名。

一

“童心说”是李贽的基本思想。“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可见，童心即真心；真心即绝假纯真之心，是纯洁、天真无邪的，是一种纯任自然的“任真”状态，是心的自然之性，真的内涵由此生发出来。“真”，是自然之性的外在表现，是天真纯朴的自然状态，是“童心”的核心。

最初一念之“本心”，即朴素、原始、未被污染过的纯天然孩童之心。在佛家看来，本心就是真如本性，明心见性之心。世间的一切诸法都无法脱离本心，只要明心见性就可得道成佛。李贽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此“本心”原是佛家术语。佛家认为，本心是清净的精气神实体，即清净本原，亦即世界的本原，能生万物。所谓清净，是指本来就是清净无染的。佛家认为，人人都具有佛性，即“众生即佛，佛即众生”。人只要保持清净的本心，也就获得了佛性，因此，只要在本心上用力，一旦悟解心开，明心见性，就可成圣成佛。这里的“心”就是我心，内在的自我之心。人想要获得解脱或超脱，就要保持内心的清净无杂，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断绝迷障。六祖慧能认为世间的一切诸法都不离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

“最初一念之本心”，就是天赋予人的自然之心。一种与生俱来的人的至纯至真的性情，即赤子之心，无善无恶之心，原始本能的初心，是人人生来就有的原始之心，亦即王阳明所说的“良知”。

其实，无论是“良知”，还是“最初一念之本心”，均是依据内心的原初冲动行事或决断。王阳明认为，“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精、气、神是生天生地生物的材料，实质上就是良知。“知行合一”说中的“知”是指知心中的“良知”；“行”是指行心中的“良知”。“知”和“行”在“致良知”的“致”字中合二而一。“所谓致知格物，就是把我心的良知推至事事物物上。我心的良知就是天理，把良知的天理推至事事物物上，那么事事物物就都合理了。致我心的良知是致知，事事物物都合理就是格物，这是合心与理而为一的”。“人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

李贽深受王阳明学说的影响。王氏“良知说”的目的是还圣学真面目，揭示儒学真谛，防止误解，其人性论尚停留在思辨层面，具体实践与实质内涵有异。李贽“童心说”则是唯物的、辩证的，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性论，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没有夸大，也不自贬，一切从自然真实出发，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出发，还人性以本真，将之解放出来。

“最初一念之本心”，就是初心，圣人、凡人、君王、庶民皆同。李贽认为，自然人性就是人们平时穿衣吃饭之类的人伦物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学者只宜于伦物上识真空，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日常生活中的活动即贯穿了待人接物的道理！明智之人应在平常生活中探求人伦物理，而非求教于思辨。穿衣吃饭人人都一样，不论圣与凡；智与愚；君与民。“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夫妇所不能者，则虽圣人亦必不能”……这就是所谓“麒麟与凡兽并走，凡鸟与凤凰齐飞”。人人都一样，物物皆如此。

二

“真”是李贽的自在追求，也是李贽思想和生命的底色。李贽亲眼目睹明末社会的污浊和腐朽、虚假，从最高统治者到黎民百姓，都戴着面具生活，所有人的言行充满了虚伪性。时代的精神危机，需要有一颗“童心”来拯救。李贽倡言“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绝假纯真之心。“童心说”不只是拯救病入膏肓的社会的学说，而且蕴含着自然人性理论和更深刻的超越时空的思想。失去童心，就意味着，丧失真心，整个人都是假人了，假人表现出的情感也虚假，就丧失了人纯真的本性。“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道学家们一个个道貌岸然，行为看似儒雅，其实皆口是心非、卑鄙龌龊之小人。“无怪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但是，封建统治者喜欢听假话，也喜欢假人。这是儒学发展到明末时的变异和不堪。要拯救不堪的社会，就要做真人，讲真话，以“真”为根本准则。若每人都有一颗童心，真心做人、做事，社会自然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

当然，“真”的原则也体现在文人士子的笔墨中。“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天下的好文章，没有不是发自童心的。若童心常在，伪道学家所宣扬的道理，在社会中形成的贪婪之心，就会失去立足之地。这样，任何时代，任何人，任何体裁文体都可出现极好的作品。只要真心所写，就是至文。好文章的标准是自然，是情感抒发得自然而然。因而，对于诗、文、传奇、杂剧、小说等文学样式，李贽一视同仁，不以其出现的时间久近为说，而是以其是否表现童心，蕴含无尽真情，创作上的淋漓尽致的自然状态为区分好劣的标准。他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它们都是出于作者的“童心”所作，因而都是天下至文，只是体裁和形式不一。

出于“真”的原则，李贽对《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作了一番批评。他认为这些儒家经典都不是出于真心所作，更不是什么“万世之至论”。它们不是史官过分崇拜主子之词，就是大臣极力赞美国君之语。再不，就是愚蠢的门徒有头无尾地死记老师的话，任意记录下来的东西。“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槽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为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熟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槽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鹿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治病很难有固定的处方，同理，儒家经典不是“万世之至论”。然而，它们全是道学家宣扬说教的借口，是假人借以聚集之所，万万不能与童心相提并论。用“童心”去创作正如李贽所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状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真正能做出好文章的人，起初往往无心做文章，只是他们心中的真情实感到了不得不吐之时，此言语是至真的，此文章是天下之至文。而当时的文人儒者都作假文，彼此吹捧一番，空虚无聊至极。

对孔孟和儒家经典的批判，李贽更多的是用常识，利用传统说法自身在逻辑上的出入加以揭示。李贽对圣人、圣人之言表示了自己的见解，批评孔子在现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当时更需要极大的勇气。李贽的祖先曾远洋贸易于海外，祖父信仰伊斯兰教。李贽个人在中年以前没有宗教信仰，后面信仰佛教。从他的出身和幼年成长的环境来看，他受到正统观念的影响要少一些。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有其伟大之处，但孔子肯定也是一个普通人，如果把孔子的每一句话都当做万古不变的真理，一定是存在问题的。更何况，经过千年的造神运动，孔子已经成为“圣人”。对“圣人”盲目地崇拜，会制约人的思维的发展，阻碍思想的进步。匍匐在偶像之下，谨小慎微，亦步亦趋，只能成为奴隶，永远不会成为真正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人。所以李贽就要坚决打破藩篱。至于打破以后怎么办，李贽甚至没有去刻意准备好。罗曼罗兰说：“怀疑能把昨天的信仰摧毁，替明天的信仰开路。”先打破再说吧！

三

李贽认为，“童心”包括人的私心，自然允许人的自利。“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人人都如此，孔圣人也不例外。“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明末儒家所说的无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都是假的，是骗人的鬼话，它不符合人的本心和真心。人有私心才有进步的动力，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自私与自利是人的本性，是自然人性。既然人人各具一“童心”，人人就应以“童心”行事。以“童心”来行事即是“礼”。“盖由中而出者谓之礼，从外而入者谓之非礼；从天降者谓之礼，从人得者谓之非礼；由不学、不虑、不思、不勉、不识、不知而至者谓之礼，由耳目闻见，心思测度，前言往行，仿佛比拟而至者谓之非礼。”出自人们本心的就是礼，发自人们自然之本性的就是礼，否则就是非礼。

坚持人性本“真”的李贽，直接把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学家们从天上拽到地上。人有欲望是正常的，不应该去克制欲望，道德修养也不能离开物质生活的满足。好货、好色和勤学、进取一样，都是“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的。

人们一切活动、行为的目的很难脱离自己，就连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不能免于私心，私心是圣人和大家共有的。李贽反驳了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指出只讲正义、不讲功利的学说本身就是矛盾的。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如果无利，也就不必讲正义，讲正义的目的最终也还是为了得到利益。

其实，物质的人与精神的人是同一个人，无法割裂开来。人有物质的追求，也有精神的追求。人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确实也应该加强自己的精神修养，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但当时的道学家们让人们把自己的自然欲望看作是可耻的，让人们克制自己对物质的追求，在吃穿等基本需求都难以满足的情况下片面地去追求精神世界，显然是脱离实际，也是违背人性的。

李贽就是这样真实，真实到一不小心就道出了大家心照不宣、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真相：人必须吃饭穿衣，然后才能追求更高的精神目标。

四

在任何时候，道德都是必需的，但过高的、脱离实际的道德标准往往容易让人虚假，成为言行不一、心口不一的人。从历史史料来看，程颢、程颐、朱熹都是洁身自好之人，生活俭朴、清心寡欲，他们是那样说的也是那样做的。但后世的道学家们，仅仅把理学作为口号，作为谈资，不去身体力行。更为可恶的是，假道学们一面大肆追求物欲，一面要求别人“存天理，灭人欲”。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口头上却连人有私心都不敢承认；心底里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口头上却指责别人自私。李贽的两个女儿在灾荒中饿死，想到这帮假道学们的丑恶嘴脸，能不让他咬牙切齿？

揭露和批判是李贽思想的主旋律，是其“童心”的直观体现，亦是其求“真”的自由精神，孕育着现代性意蕴。其揭露正统御用学者的虚伪，比如他把士大夫所不齿的“诲淫”“诲盗”的《西厢记》《水浒传》称为“古今至文”，把它们与《论语》《孟子》相提并论。比如他提倡男女平等、抨击重男轻女的思想，认为女子和男人的见识没有长短之别；肯定卓文君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毅然与司马相如结婚的正义性。

李贽把那些道貌岸然的假道学们剥得一丝不挂，放在阳光之下暴晒。他在给道学家、大官僚耿定向的信中写道：你耕田求食，买地求种，架屋求安，读书求科第，当官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没有一件事是为别人着想。可是当你开口说话时，就指责别人自私、只为了自己，却标榜你自己是处处为了国家、为了他人。这符合圣人“言顾行，行顾言”的教诲吗？在李贽看来，这些假道学都是伪君子，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口是心非，说尽假话，还不如市井小夫活得真实。

“童心者”更能看到社会真相。李贽生活在明朝中后期，面对充斥着欺诈、虚伪、媚俗风气的社会，李贽孤军奋战，最后以失败告终。我们从中看到了李贽不屑同流合污的傲骄，也看到了他高贵的愤怒。他看清、痛恨、鞭笞这些丑恶，但也热爱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李贽的批判包含了对国家命运的隐忧，也饱含了对美好社会的渴望。比如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水浒众好汉是由于政治黑暗才被逼上梁山，要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必须让有德的贤者在高位，无德的不才者在下位。骂你，恰恰是因为爱你！如果不希望你变得越来越好，我为什么要批判你？

五

黄仁宇认为，“李贽的悲剧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李贽在浑浊世界里坚守着自己的一颗至纯童心，在森然黑暗中迸发出划破黎明的一声呐喊。

李贽的“童心说”，表达的是一种独立自主精神，向世人昭示着真诚、自由、平等、开放、多元的文化思想。正如吉田松阴所说：“顷读李卓吾之文，有趣味之事甚多，“童心说”尤妙。”李贽的“童心”和“童心说”，是自然人性的开端，蕴含着现代性精神特质。（管布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