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鹤清（1866年～1954年），字松泉，别号瘦仙，云南姚安光禄镇人，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其父光绪八年（1882年）被任命为南（南阳府）汝（汝南府）光（光州直隶州）兵备道，赵鹤清从小就跟随父亲宦游各地，“东渡瀛浙之岛，北游燕赵之都，南揽六朝之风，西采三峡之胜。”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乡试中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入京候选，被派任八旗高等学堂美术教习，兼五城中学堂、求实中学堂、八旗第三、第六高等小学堂图画教习。辛亥革命前回到云南。民国时期先后任他郎厅(今墨江县)长官、澜沧县知事、白盐井场知事和秘书等职。

作为云南近代身集众长的杰出艺术家之一，赵鹤清多才多艺，尤精诗、书、画，长于园林、篆刻。赵鹤清的书法，精研各体，比较常见的是隶书和行书。其隶书清峻潇洒，结体自由，格调脱俗，高雅而有古意。就具体书法的形态而言，笔力劲挺，横向取势，横、撇、捺 伸展跌宕；字形侧势又平衡， 趣味天成。赵鹤清的隶书，可以说是他的才情、艺术主张的体现和结晶。传统书法自二王开启妍丽之路，晋唐之后书家多承袭二王，沿袭至清，书风已趋媚而弱，而邓石如、陈鸿寿等重碑体书家恰于妍媚大环境中革除柔弱，力求骨力和天真。

赵鹤清的隶书，溯源《礼器碑》《张迁碑》《石门颂》《杨淮表记》《好大王碑》《开通褒斜道》《祀三公山碑》《孔宙碑》等，受邓石如、陈鸿寿等清代名家影响很深。他作书以奇险取胜，不落畦畛，行笔时几乎省略掉所有的起伏提按和波磔挑趯，而将心智精力全部倾注到字形结构和体势的塑造上，删繁就简，用心经营。其用笔仍然属守古法，中锋提质，侧缝取势，力透纸背。意境萧疏简淡，奇崛老辣，又颇有轻松诙谐的趣味。结体上字形呈扁方，穿插挪让。横、撇、捺笔左右伸展，相映成趣，如长枪大戟。同时将字形各组成部分拉开距离，使字形在疏密、伸缩、正欹等空间关系上造成强烈的对比效果，然后再从整体章法上寻求平衡。

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曾经盛赞赵鹤清“艺精通妙理”“心游史千秋”。读赵鹤清“富于独创性”（当代学者雷宏安语）的隶书作品，我们可以追溯隶书的形成历史，感受隶书的艺术魅力，剖析隶书的学习方法。

一

隶书起源于战国后期，发展于秦而盛行于汉朝，东汉时进入全盛时期，是继小篆之后又一通行的汉字书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结束了战国时长期分裂的局面，随着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对当时文字的异形进行了统一。许慎《说文解字·叙》云：“分为七国……文字异形，秦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个统一文字的过程是以秦当时的流行文字为基础，凡与秦文字异形者，废除不用。这种统一的文字就是小篆，事实上是从大篆的字体上发展而来，书写更为规范，线条更为流畅，结构更为匀称。这种小篆主要流行于统治阶层，而在民间还使用着另外一种文字，即是隶书。

东汉末年，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提出“隶书”这一称谓：“是时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这段话虽然简单，却指明了隶书产生的时间、原因和使用对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关于“隶书”名称的更早的文献记载。依照以往各种文献的说法，隶书之所以称为“隶”：一是因为该书体“起于官狱多事”，“施之于徒隶”；二是因为该书体的造作者程邈原为狱吏，又曾囚于狱；三是从“隶”字的本意做解释。《说文解字》“隶”的意义为“着”，《后汉书》则训为“属”。《说文解字·叙》及段玉裁注，都认为隶书是“佐助篆所不逮”，即隶书是“小篆的附着字体”。

对于隶书的起源，史书普遍认为是程邈所创。从汉代以来流传着“程邈造隶”之说，关于程邈在字体、书体发展史中的作用，《四体书势》和《说文解字·叙》中都有记载。但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字体的产生与发展绝不是个人的行为，也不可能由个人来创造，更不是一个较短的时期能够完成的。况且，我国的文字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创造发明并逐步发展起来的，而程邈仅是在隶书改革统一过程中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者，其功劳可比李斯统一小篆，这样认识才比较合适、合理。这从一九七五年末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战国秦墓竹简中的文字得到佐证。这些墨迹是在秦统一六国之前五十年，且笔画已明显地具有隶书的特征，这也证明了隶书产生于程邈之前。

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由于隶书的出现，使古代文字有古、今文之分。许慎《说文解字·叙》曰：“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这里的古文指的是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今文即是从隶书开始，逐步演变出了草、行、楷诸体。从上面的陈述中不难看出，隶书应该是从大篆演变而来，而并非简单地脱胎于小篆，因为秦统一文字之前已经有隶书的流行，尽管仅在民间，但随着应用的日益广泛，最终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认可，在秦书八体、汉初六体和新莽六体中都有隶书，表明其不仅取得了正式的地位，而且成为秦汉两朝最普遍使用的字体之一。隶书按演变发展的过程，可分为古隶和汉隶。战国至汉初的隶书称为古隶，因为先秦的木牍或竹简上的隶书仍然带有篆书的笔意，不过是形体正方、长方、扁方不拘，不像篆书笔画粗细整齐划一，结体匀圆平正。这些竹、木简上的隶书字体，笔画中明显地带有起伏和波势，笔法也肥瘦不一，方圆笔并用，极富刚柔变化。

而汉隶则是在古隶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已经脱尽篆书的约束，笔画由象形变为符号，汉字的基本笔画已经形成。字形由长方、正方改为扁方，笔画也更为方折，并有规律地增加了波磔的横画，书写上也追求整齐美观，使字形左舒右展，具有分张外拓之势，如“八”字左右相背分布之姿。因此，汉隶也可称为“八分”书，以区别于古隶。人们对“八分”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此，赵鹤清认为，隶书渐成，多有波磔，以增华饰，是为“八分”。

二

赵鹤清的隶书，取法源头在汉隶。

汉隶是书法艺术在汉代取得特有成就的结果。特别是东汉的隶书，是汉代书法艺术的瑰丽之冠。隶书进入东汉达到了全盛时期。树碑刻石成风，流派崛起争鸣，风格多样，体势各异，结构、运笔变化无穷，各尽其妙。清代书法家王澍称誉:“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关于东汉隶书的风格，由于碑碣众多，而体势、用笔、结构等又皆有异同之处，历来争执不休。根据其用笔和艺术风格，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一)秀逸健劲工整类

此类为汉隶中最标准的一类。这类碑笔力圆润，造型秀逸多姿，大都是“多骨微肉”“多力丰筋”的作品。一般都用圆笔一分或二分。波磔分明，字体结体偏扁。写汉碑从此类入手，最为相宜。代表作有以下数种：

《礼器碑》，即《韩勒造孔庙礼器碑》。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立。原碑现仍存于曲阜孔庙中。历来认为此碑为汉隶极则，至为精妙。用一分笔，有圆有方，圆多于方,笔法多变化。风格刚劲雄健，端庄典雅，兼有厚重流丽之美。创造纤而能厚的流派。清代书法家翁方纲誉为：“汉碑第一。”王澍则谓其：“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杨守敬《平碑记》中则言此碑：“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兼有形质、性情之胜。《曹全碑》，即《邰阳令曹全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原碑仍存西安碑林。此碑秀丽而有骨力，字势特别俊美，为汉隶中著名作品，为圆书的典型。用笔一分，笔墨和畅，如行云流水，风神至为逸宕。清代潘存(孺初)曾云：“分书之有曹全犹真、行之有赵、董”(指赵孟頫、董其昌书法的秀丽风格)，此言颇值得玩味。

《孔宙碑》。东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刻。现存曲阜孔庙。碑字结体绵密而又宽博。用笔一、二分相间，运笔圆转，含篆书笔意。其特点是书法整齐，波撇并出，既端庄又飘逸。清康有为认为与《曹全》是一家眷属，皆以风神逸宕胜。

《史晨碑》。此碑两面，通常一面称《史晨前碑》，即《鲁相史晨孔庙碑》；一面称《史晨后碑》，即《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前碑》建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后碑》建于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现存曲阜孔庙。前后二碑如出一手。碑字结体方正，给人以端庄典雅的美感。笔势健劲道逸，有古厚之气。其整体结构:左右顾盼，上下启承，疏密匀称，提按得法，为汉碑中逸品。清书法家王澍(虚舟)认为此碑“严谨”。

《西岳华山庙碑》。为东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 161年)所立。一说为延熹八年立。原碑已毁于明代。流传拓本稀少。据目前所知仅有“长垣本”“四明本”“关中本”(即“华阴本”)以及金农所藏残本等四种。“关中本”现存故宫博物院。此碑是汉隶中起伏变化最多的一种。为历代评家赞誉备至，认为是汉隶中一等一的精品。

《乙瑛碑》即《鲁相乙瑛置孔庙百石卒史碑》。为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立。此碑字体方正，端庄谨严中有跌宕顿挫之致，是汉隶成熟时期的典型作品。用笔二分，方圆结合，粗细相间，起笔藏锋、收笔回锋，长画多呈弯弧，波尾常现大挑。凝练俊逸，雄浑古朴。清翁方纲誉为：“骨肉匀适，情文流畅”；王澍则认为：“《乙瑛》雄古与《礼器》《史晨》皆汉隶极则。”《张景碑》亦属此类。

(二)方健拙朴高古类

此类多用方笔，结构严整，风格拙朴，笔致多变化，骨力颇为雄健。此类作品与上类作品一样，多是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作品，也都是汉隶中的杰出之作。其代表作有以下几种:

《衡方碑》，即《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刻。现存山东泰安岱庙。为汉碑中著名之碑。用笔结体与《张迁碑》相似:笔画粗细端正，折角敦方，笔致朴质古拙，遒劲灵秀在布白上行密格满，亦与《张迁碑》相似。现代杨震方《碑帖叙录》云：“北魏洛阳书风，都尚方折，其源出于此。”近代秦文锦校碑时说：“凡笔力薄弱平庸者，急当以此种药之”。

《张迁碑》，即《谷城长汤阴令张迁表颂》。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建，现存山东泰安岱庙。此碑为汉碑中风格雄强之典型。用笔入以方笔出以铺毫。二分书稍壮，结体用势平直，字体凝正，如狮蹲虎踞，气势万钧，具有端正炼雅之致。清杨守敬书《平碑记》云此碑：“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即《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

《西狭颂》,即《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刻。在甘肃成县。汉武都太守李翕为谋求民利，开通西狭道，民颂其功而刻于道旁岩壁摩崖。此碑体势方正雄伟，笔势放纵，方笔中有圆笔，变化多姿。

《熹平石经》。在汉熹平年间(公元172--178年)所刻。据传为蔡邕订正五经(《书》《诗》《仪礼》《公羊传》《论语》)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之巨作。现在仅存残石残字。西安碑林尚存一小块残石。《熹平石经》历来被公认是汉隶的最高成就。字体方正，有古朴之致，用笔以方笔为主，方圆结合，笔致多变化。

《孔彪碑》，即《汉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东汉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刻。现存山东曲阜孔庙。此碑笔画精劲，结构谨严，与《张迁碑》称为隶中楷书，清康有为云：“《孔彪》自近楷法。”现代杨震方《碑帖叙录》中亦云此碑当为唐颜真卿所祖。

《鲜于璜碑》，即《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刻。一九七三年出土于天津武清县。它的书法可与《张迁碑》媲美，为汉隶中雄强风格的又一典型。字体属方笔，与《张迁碑》相似。但是张迁宽扁丰厚。时间早二十一年，艺术水平较高，笔致浑厚凝重，端庄道劲。雄浑而有气魄，严谨而有姿致，是其特色。此外，《赵宽碑》亦属此类。

（三）纵肆奇异雄野类

此类笔性特殊或带草意或从籀、篆演变而来，一般没有蚕头燕尾，都具有奇纵恣肆、状态异变的风格，其中最著名的有以下几种：

《石门颂》即《司隶校尉楗(犍)为杨君颂》。为摩崖石刻，在陕西省褒城县。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 148年)刻。书法雄健恣肆，有隶中草书之称。虽用一分笔，但起收有特殊处理，既不同于圆笔，又不同于方笔。行笔挥洒自如，天真流露，字形笔画，变化多姿。其特点是：松而不散，细而不弱，放而不浮，极飘逸雄奇之致。乃汉隶中之奇花。清王昶等人称为汉人杰作，为习隶者必学之范本。杨守敬《平碑记》云：“其用笔如闲云野鹤,飘飘欲仙，六朝疏秀，皆从此出。”

《景君铭》，即《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汉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立。体怪异,取势狭长，方头尖尾，与汉碑多方 鼠不一样。笔锋犀利如折刀，曳脚提笔尖收，多用籀笔。杨守敬《平碑记》云：“隶法易方为长，已开峭拔一派。”

《鄌阁颂》，即《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鄌阁颂》。汉灵帝建宁五年(公元172年)刻。摩崖刻。在陕西略阳县西南五里白崖。字大一寸七分。书风古朴，多含篆意。此碑用圆笔三分。体法茂密，气势雄壮魁伟，行笔顿挫沉重，折角多九十度，被康有为称为“隶中之篆”。

《祀三公山碑》即《常山相冯巡祀三公山碑》，俗名《大三公山碑》。为东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立。山东滕县有翻刻本。此碑以隶笔作缪篆，为篆隶相兼之书体。在书法史上颇有价值书法纯古道厚。杨守敬云：“邓完白(石如)篆书多从此出。”赵鹤清对此碑研习颇深。

《夏承碑》,即《淳于长夏承碑》，又名《夏仲兖碑》。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刻。今存于河北永年县者。系明代重刻。此碑是当时唯独继承古籀笔法之一种。明王世贞云其“有四分之篆”，康有为谓其“风格高浑，称为别体”。

三

汉隶的价值是什么？

在我国书法史上，从篆到隶，是一次大的变革。秦代的统一书体小篆，虽然工整，但它的艺术表现，主要反映在字形结构上，而其笔画线条，则较为单调。而且书写缓慢，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汉隶，则不仅结构新颖，在点画线条上，又有方圆、肥瘦、轻重、缓急之别，表现出多样的变化，加以书写便捷，在实用与美观各方面都远远超过了篆书，因而从篆到隶，本身就是一大进步。特别是从学体的改变到字形结构和笔法上的变化，对后来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汉隶逐步把大小篆的圆转变为方折，把钩连变为分散，把内裹改为外铺，这就使篆字从长圆变为横方,使圆笔线条,变成有粗细变化、有芒角的方笔线条。这种从字形到笔画上的变化，是书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极为重大的变化。因为有了汉隶的这种结体、点画、波磔、折笔、方笔、侧锋等，才有可能蜕化出草、楷、行书，如若没有这种变化，那末后来一直到现在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都成为不可想象的事了。

隶书是通行楷书的真母体。由于它的点画波磔，接近于楷书的点画撇捺，于是便发展演变为魏、晋、南北朝以至唐代各种方、圆笔的楷书。比如魏钟繇(元常)，他所作的楷书，就脱胎于汉隶，“实承中郎(蔡邕)之正统”。世传锺元常所书《戎路表》，虽为后人所摹，但分势显然，可以作佐证。又如王右军书法，康有为即认为他是从《石经》《华山碑》而变其面目。王右军自己也曾说：“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魏晋称楷书为隶)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生发。”特别是在南北朝的碑版中，这种源流关系更为显著。比如《石门铭》《瘞鹤铭》《郑文公碑》《经石峪》等著名碑刻，就源于《石门颂》和《孔宙》等汉碑。清杨守敬曾评《石门颂》云：“六朝疏秀，皆从此出。”康有为亦曾云：“《石门铭》源出《石门颂》《孔宙》，《郑道昭》《瘞鹤铭》乃其法乳。”

此外，由于汉隶风格多样，体势各异，还造成汉以后出现一些奇异的名碑。康有为认为汉隶中有“篆、楷、行三体”：《郁阁》《夏承》等为隶中之篆，《张迁》《孔彪》等为隶中之楷，《杨孟文》即《石门颂》)等为隶中之草。正由于汉隶的风格多样，奇异多变，以致后来出现有《爨宝子》那种楷隶之间的过渡书体。康有为称它为“上为汉分别子，下为真书鼻祖”，还出现带隶意的楷隶《爨龙颜》，用隶书笔法作方正篆体的《天发神谶碑》，隶书以楷且带篆意的《好大王碑》等。

其实，赵鹤清的草书风格，也是由其隶书衍生出来的。参照书法史，在由篆变隶的过程中，先秦以及秦代的古隶，亦即草率的含有篆意的隶书，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仍带有浓厚隶书笔意的“章草”，而现今的草书，就是从“章草”演变而来的。相传东汉灵帝时，张芝脱去了“章草”中保留的隶书笔画形迹，上下字之间的笔势相连，偏旁互相假借，遂成为“今草”。

四

今天，我们该如何学习隶书？

学习隶书，宜以汉隶为范本，跟学习其他书体一样，必须掌握正确的执笔、运笔方法，讲求字的结构以及笔法、墨法、章法等基本技法。需重视以下三个问题：

(一)契合自己，善于择碑

首先，是要善于择碑。汉代隶书的碑版很多，都是书法艺术的宝贵遗产，也是学习的好范本。但风格多样，体势各异，究竟学哪种好呢？这就有个选择问题。就要根据各自爱好和原有的基础去进行选择。比如喜秀逸健劲一类风格的，就可从《曹全》《史晨》《孔宙》入手，然后《乙瑛》《礼器》一步一步地学下去。如果喜爱严整古拙一类风格的，就可从《衡方》《张迁》《鲜于璜》等碑入手，然后再学《西狭颂》等，这主要是求得用笔正确、结构工整和体形的健美。

如有一定笔力者，可择《石门颂》《景君铭》《鄌阁颂》等碑而习之，以进一步取得或潇洒或丰茂或奇古的笔致。如学碑过程中，产生弊病，则改择能矫正者习之。比如笔力不足，学《曹全》流于飘浮，就可改学朴质的《乙瑛》或《衡方》碑矫正之。如学《石门颂》流于油滑，则改学《衡方》《张迁》以药救之

(二)讲求笔法，变化丰富

赵鹤清的隶书，笔法丰富，变幻自如。我国书法艺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也都是用特殊的书写工具毛笔写成，用点画、线条构成不同的艺术形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法，主要就是笔法。笔法，简言之，也就是运笔的方法。运笔包括起收、正偏、方圆、藏露、轻重、疾涩等内容。故，康有为云：“书法之妙，全在运笔。”而汉隶的妙处，更在于运笔的变化多端。汉隶所以那样丰富多彩，正是笔法多变的反映。因此，我们要学好隶书，必须讲求运笔方法，使笔法富于变化。既要合乎规则，又不要拘于一法。

比如中锋运笔问题。这是书家们历来奉行的笔法准则。只有笔锋中正，行笔时,墨汁才能随锋毫流注,均匀散开，写出的点画，才能圆满健劲。因此，篆、隶、楷、行、草各体皆应以中锋为主。但是，是否要坚持笔笔中锋呢？笔笔中锋的要求、对写篆书倒是比较合适的，因为篆书特别是铁线篆、玉筋篆，笔法单纯，只有中锋圆转的一种笔法。如果对于写隶书，那就不完全必要了。因为写隶书，如果也像写铁线篆、玉筋篆那样“令笔锋常在画中行”，圆转使笔，粗细均匀、轻重如衡、整齐划一，就没有那种端庄、雄强、淳厚、朴质、古茂等风致了。所以，写隶书还是要以中锋为主，但也要结合使用偏锋。其实，中偏锋，是相互依赖而并存的两种基本笔法。无“偏”也就无所谓“中”。结合用偏锋，可以使笔法更富于变化。用偏锋不仅易于取势，驾驭得好，还会获得奇趣。这种用侧锋取势的笔法，在汉碑中就早有先例。如《乙瑛碑》的大挑，《张迁碑》《西狭颂》的粗笔画，以及《鲜于璜》《鄌阁颂》等碑的用笔三分，皆是用了铺毫并间用了偏锋。后来的《爨宝子碑》，就更多偏锋了，对赵鹤清影响最大的邓石如、陈鸿寿也都善于巧妙地运用偏锋，但作品皆臻妙境。

又如，方圆轻重问题。康有为认为运笔要点：“尽于方圆”，并云：“方圆虽然不同，然妙在方圆并举。”宋姜夔《续书谱》中亦云：“方圆者真草之体用。真贵方，草贵圆，方者参之圆，圆者应以方，斯为妙矣。”圆笔圆转道劲，活泼健秀，但如果单用，则易流于轻浮、单薄;方笔方整庄重，刚健雄浑，倘纯用方笔，则又显得呆板拘谨，缺乏神采。方圆并举可方而不笨，圆而不弱，补偏救弊，相得益彰。所以历来书家，都主张方圆兼使。如《石门颂》，就是以圆笔为主而方圆并用。《张迁碑》就是以方笔为主而方圆并举。后来善于真、行书之王羲之、褚遂良、柳公权，无一不是善于方圆兼使者。

(三)转益多师，形成自我

历来对临摹的要求是：先入碑，然后出碑。从入碑到出碑也就是从似到不似，从有法到无法之意也。“入碑”就是要求形似，而且神似。“出碑”，就是从原碑中脱化而出，融汇古人之法，生出新的意境。这也就是古人所说“有法必有化”之意。亦如林散之所云：“其始有法，而终无法，即变也。无法而不离法，又一变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条就是，转益多师，博取众长。多方面的学习借鉴，多方面的营养吸取。首先要在深入一种汉碑的基础上兼学其他碑，特别是要学风格不同的汉碑，以增强自己的书法艺术修养。比如原来学的圆笔，就可进一步学习使用方笔的汉碑。如原来是学秀逸一类的碑，就可以转而学习古茂质朴的汉碑。这样就可以使自己掌握更多的运笔方法，和各种风格的特点，为变化创造条件。王冬龄评邓石如隶书云：“深得《曹全》之道劲，出以《衡方》之淳厚，《夏承》之奇瑰，《石门颂》之纵势，无不兼而有之。”视此，邓石如、陈鸿寿之隶书所以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形成自己的风格，也就是遍习汉隶各碑的结果。

五

隶书到汉代特别是东汉，达到了登峰造极阶段。东汉以后的隶书艺术就开始没落，没有什么发展，从魏、晋、唐碑来看，这一书体逐渐趋向呆板，了无生气，寡薄无味。直到清代，特别是中期，汉代碑刻才受到书法家的重视，彼时碑学大盛，学习、研究汉碑之风大兴，从而推动了隶书的复兴，产生了一批有创造性的书家，使隶书在继承汉碑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可谓百花争妍，万紫千红。如今，资讯发达，学习条件越来越好，只要勤学苦练，广闻博记，不断吸取营养，加深领悟，解放思想，努力创造，就一定能够像赵鹤清这样，风格自具，在前贤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有全新的作为。（管布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