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鹤清（1866年—1954年），云南省姚安县光禄镇人，字松泉，别号瘦仙，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举人。他出身于官宦人家，天生聪慧，自幼刻苦读书而随父宦游四方，“东渡瀛浙之岛，北游燕赵之都，南揽六朝之风，西采三峡之胜”，宏阔多彩的阅历为其艺术创作埋下深厚伏笔。作为身“诗、书、画、印、园林设计”五绝的全能型艺术家，赵鹤清是云南近代文化人中翘楚，书法作品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其隶书清峻潇洒、结体自由，行书流畅自然、格调高雅。

当下书法艺术事业持续热潮，但也面临诸多现实困境：部分书家沉迷技法炫技，忽略书法的文化属性与本来内涵，有的急于求成、追逐时风，陷入“创新失度”或“守旧僵化”的两极。更有甚者沾染铜臭气，将书法彻底沦为市场奴隶，丢失了文人性情与书卷气。赵鹤清的书法实践与艺术理念，在文化自信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对书家坚守艺术初心、践行守正创新、弘扬传统文化、传递中华美学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溯源经典：以沉潜之心筑牢传承根基

书法的传承，首在“溯源”。没有对经典的深度敬畏与系统研习，所谓“创新”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赵鹤清的书法成就，正是建立在对传统经典的沉潜深耕之上，其创作尤其彰显了“师古而化”的传承路径，为当代书家如何夯实传承根基树立了典范。

（一）赵鹤清的“师古”路径：从经典中汲取艺术养分

赵鹤清擅长隶书。其隶书作品并非对某一碑帖的简单模仿，而是对汉隶经典的系统性溯源与融合。其隶书取法《礼器碑》《张迁碑》《石门颂》《杨淮表记》《好大王碑》《开通褒斜道》《祀三公山碑》《孔宙碑》等汉隶名碑，同时深受邓石如、陈鸿寿等清代碑学名家影响。邓石如以“骨力”破帖学柔媚，陈鸿寿以“奇险”立隶书新格，二者的艺术主张被赵鹤清悄然汇集融入自身实践。

从技法层面看，赵鹤清对汉隶的研习堪称“入古三分”。其一，用笔守古法，坚持“中锋提质，侧锋取势”，笔下线条力透纸背，既保留了汉隶的雄浑古朴，又暗含文人书家的雅逸之气。其二，结体承汉韵，将汉隶“扁方取势”的特征发挥到极致，字形中横、撇、捺笔画左右伸展，如“长枪大戟”般跌宕有力，同时通过“穿插挪让”的空间处理，使字形在疏密、伸缩、正欹的对比中达成平衡，趣味天成。其三，意境追汉魂，摒弃了清代后期帖学的“媚弱”之风，复归汉隶“萧疏简淡、奇崛老辣”的本色，既有《礼器碑》的瘦劲如铁，又有《张迁碑》的方健拙朴，还有《石门颂》的纵肆雄野，最终形成“高雅而有古意”的独特风格。

更难得的是，赵鹤清的“溯源”并非机械复制，而是带着“理解之同情”深度研习，这源于他对汉隶的历史演变有清晰认知。隶书“起源于战国后期，发展于秦而盛行于汉”，明白汉隶是“从大篆演变而来，并非简单脱胎于小篆”，更懂得汉隶“古隶”与“八分”的区别（古隶带篆意，八分脱尽篆约束、波磔分明）。这种对书法史的通透理解，使其笔下的隶书既有“形”的相似，更有“神”的契合，正如当代学者雷宏安评价其隶书“富于独创性”，而这份独特“根基”，正是对经典的忠实传承。

（二）当代书家的“浅尝之弊”：传承中的浮躁与断裂

与赵鹤清的“沉潜溯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下书坛在传承环节普遍存在“浅尝辄止”的弊病，集中表现为“断裂”：

一是与经典文本的断裂。部分书家临帖多为“碎片化临摹”，仅追求笔画的“形似”，却不研究碑帖的历史背景、文字学内涵与艺术风格。例如，临习《祭侄文稿》只学其“浑厚”，却忽略其“气势磅礴”的骨力；临摹《急就章》只仿其“简约”，却不懂其“凝重含蓄”的韵味。更有甚者连基本的文字学常识都不具备，临帖时错字连篇，完全背离了书法“识字为先、正字为基”的传统。

二是技法体系的断裂。赵鹤清一生践行“用笔属守古法”，而当代一些书家为追求“视觉冲击力”，刻意打破传统技法规范。有的摒弃中锋运笔，一味用偏锋“刷字”，导致线条浮滑无力。有的无视隶书“横向取势”的基本特征，将字形写得狭长如篆，却美其名曰“创新”。还有的在篆刻创作中过度追求形式新奇，“笔刀脱节”，使篆刻沦为单纯的视觉游戏，丢失了“文人性情”。这种对技法体系的解构，本质上是对书法“法度”的背离，最终导致作品“无骨无魂”。

三是与文化内涵的断裂。书法从来不是单纯的“笔墨技巧”，而是“文以载道”的“容器”。赵鹤清的书法之所以“高雅有古意”，正因他是“诗书画印”全能型学者，其笔下的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诗词的意境、文人的情怀。而当代不少书家只重“技”而轻“道”，写的内容要么是无意义的“抄录”（如反复抄写《兰亭序》却不懂其思想内涵），要么是低俗的网络用语，甚至为了“博眼球”写一些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完全丢失了书法“托物言志、寓理于情”的文化内核。

（三）启示：深耕传世经典，夯实文字学与文化修养

赵鹤清的实践告诉当代书家，传承不是“复古”，而是“守根”。唯有深耕经典，才能为创新打下坚实基础。就当代书家而言，需从三个方面发力：

一、以“系统性”研习经典，避免碎片化临帖。不能仅临习某一碑帖，更要梳理其历史脉络。比如，学隶书者，需了解汉隶的起源、发展与分类（如秀逸健劲类的《曹全碑》《史晨碑》、方健拙朴类的《张迁碑》《衡方碑》、纵肆奇异类的《石门颂》《祀三公山碑》），理解不同碑帖的风格成因（如摩崖刻石的雄野与庙堂碑刻的端庄），并通过“通临+精临”结合的方式，既掌握整体风格，又吃透细节技法。再如，学《礼器碑》可先通临感受其“瘦劲如铁”的整体气质，再精临其“寓奇险于平正”的结体技巧，最终将经典内化为自身的技法储备。

二、以“文字学”筑牢根基，杜绝“识字不精”。书法的核心是“写汉字”，而汉字的形、音、义是书法的基础。当代书家应重拾“小学”传统，深入学习《说文解字》等文字学经典，了解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篆书到隶书、楷书的演变规律。写隶书时，要明白“隶变”是“将篆书的圆转变为方折、钩连变为分散、内裹改为外铺”的过程，避免将篆书的笔法生硬套用到隶书中。创作时，要做到“识正写正”，不写异体字、错字，更不能写“江湖体”式的“怪字”。唯有如此，才能保证书法的“纯粹性”，避免沦为粗浅的“文字游戏”。

三、以“文化观”提升修养，防止“技进道退”。赵鹤清的书法成就，源于他的“诗书画印”综合修养。当代书家要想突破“技法瓶颈”，同样需要提升文化素养。一方面，要多读经典文献，如《笔阵图》《文心雕龙》《书谱》等，理解书法的美学精神（如 “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另一方面，要培养“诗书画印”的综合能力。学书法者可兼学诗词，让作品有“文气”；兼学绘画，让章法有“画意”；兼学篆刻，让笔墨线条有“金石气”。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技法精湛却文化贫瘠”的尴尬，让书法真正成为“中华美学精神的载体”。

二、守正创新：在传统框架内开拓个性疆域

书法的生命在于写自己，即“创新”，但创新绝非“无本之木”。赵鹤清的书法，始终秉持“守正创新”的理念。“守”的是传统笔法、文化根脉，“创”的是个性表达、时代气息。这种“破立之间”的智慧，对当代书家如何平衡“传统”与“创新”具有重要启示。

（一）赵鹤清的 “破立之道”：删繁就简中的独创性表达

赵鹤清的“创新”，从来不是对传统的颠覆，而是对传统的“再发现”。其隶书创作的“独创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技法上的“删繁就简”。汉隶的传统技法中，“起伏提按”“波磔挑趯”是重要特征（如《曹全碑》的波磔分明、《乙瑛碑》的大挑有力），而赵鹤清在创作中“几乎省略掉所有的起伏提按和波磔挑趯”，将心智精力全部倾注到“字形结构和体势的塑造上”。这种处理并非“偷懒”，而是对隶书“结构美”的强化。他通过“拉开字形各组成部分的距离”，在疏密、伸缩、正欹的空间关系上制造强烈对比，再从整体章法上寻求平衡，最终形成 “侧势又平衡、趣味天成”的独特面貌。例如，他笔下的“八”字，不再是传统汉隶“左右相背”的标准形态，而是通过笔画的伸展与收缩，让字形既有“分张外拓”之势，又暗含“内敛沉稳”之韵，可谓“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二是体式上的“跨界衍生”。赵鹤清的创新不仅限于隶书本身，更将隶书的笔法与意境融入其他书体。其草书风格“由隶书衍生而来”，他借鉴“隶变”的规律，将隶书的“方折”“分散”笔法融入草书，既保留了草书的“纵逸”，又增添了“沉稳”，避免了草书“浮滑无根”的弊病。这种“跨界衍生”的体验，本质上是对书法“体式关联”的深刻理解。隶书是“楷书之母、草书之源”，从隶书出发探索其他书体，本身就是对书法传统“内在逻辑”的尊重，而非“无边界的创新”。

三是风格上的“兼容并蓄”。赵鹤清的隶书，既吸收了邓石如“骨力雄健”的特点，又融入了陈鸿寿“奇险脱俗”的风格，同时兼取汉隶各碑的所长。从《礼器碑》中得“瘦劲”，从《张迁碑》中得“方健”，从《石门颂》中得“纵肆”，从《祀三公山碑》中得“古拙”。这种“兼容并蓄”并非简单的“拼凑”，而是将不同风格的元素融入自身的艺术主张，最终形成“清峻潇洒、高雅古意”的个性风格。正如袁嘉谷盛赞其“艺精通妙理”“心游史千秋”，这份“通妙理”的背后，正是对传统风格的深度消化与重构。

（二）当代书坛的“创新迷失”：要么墨守要么失序

当下书坛在 “创新” 问题上，普遍陷入两种极端。

一种是“守旧僵化”的“复制型创新”。部分书家将“传承”等同于“复制”，一辈子只临一个碑帖，不敢越雷池一步。比如，学《兰亭序》者，一味追求“秀逸”，却不敢有丝毫个性化表达，写出来的作品与原帖“形似神不似”，完全丢失了“我手写我心”的艺术本真。更有甚者将“临帖”等同于“创作”，反复抄写经典却没有自己的思考，最终沦为“书匠”而非“书家”。这种“创作”，本质上是“不敢创新”，是对书法“生命力”的吞噬。

另一种是“失序无度”的“颠覆性创新”。与“不敢创新”相反，部分书家打着“创新”的旗号，刻意颠覆传统。有的搞“丑书”，将字写得“鬼画符”一般，美其名曰“抽象书法”。有的搞“行为书法”，在纸上“乱涂乱画”，甚至用身体、头发“写书法”，完全背离了书法“笔墨为基、汉字为体”的本质。还有的在书法中融入西方现代艺术元素，将汉字解构得面目全非，却宣称 “与国际接轨”。这种 “创新”，本质上是“不懂传统的创新”，是对书法“文化根脉”的背叛，最终导致作品“无传统、无个性、无文化”。

这两种极端的根源，都在于对“守正创新”的误解。前者将“守正”等同于“守旧”，后者将“创新”等同于“颠覆”。而赵鹤清的实践证明，创新必须以“守正”为前提，“正”是传统的笔法、文化的根脉。“守正”也必须以“创新”为目标，“新”是个性表达，是时代气息。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三）启示：以“雅正”为魂，融个性于传统

当代书家要走出“创新迷失”，需以赵鹤清为榜样，坚持“守正创新”，在传统框架内开拓个性疆域。具体而言，需把握原则：

一、“守正”的核心是“守雅正书风”。赵鹤清的书法“格调脱俗、高雅古意”，本质上是“雅正书风”的体现。当代书家“守正”，首要的是坚守“雅正”的审美取向。一是“笔法雅正”，以中锋运笔为基，兼用偏锋取势（如赵鹤清“中锋提质，侧锋取势”），避免浮滑、狂怪的笔法。二是“结构雅正”，尊重汉字的基本结构特征（如隶书“横向取势”、楷书“纵向取势”），避免刻意变形、错字连篇。三是“章法雅正”，追求“疏朗有致、虚实相生”的章法美，避免“杂乱无章、堆砌拥挤”的布局。唯有“雅正”，才能保证书法作品的“正大气象”，即符合中华民族“刚健有为、崇德向善”的审美追求。

二、“创新”的关键是“融个性于传统”。赵鹤清的“独创”，是建立在对传统深度理解基础上的个性表达。当代书家“创新”，应从自身的学养、阅历、性情出发，在传统框架内寻找个性突破口。学养深厚者，可在作品中融入诗词的意境（如赵鹤清以诗养书）；阅历丰富者，可在作品中体现生活的感悟；性情豪放者，可在笔法上追求“纵逸”（如学《石门颂》的雄野）；性情内敛者，可在风格上追求“沉静”（如学《曹全碑》的秀逸）。这种 “创新”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中生新”，是将“个性”融入“传统”，最终形成“既有传统韵味，又有个人风格”的作品。例如，当代书家学隶书，可以像赵鹤清那样兼学多碑，但不必刻意模仿某一碑的“波磔”，而是根据自己的性情，将“波磔”处理得或含蓄或张扬，只要不背离隶书的本质特征，便是合理的创新。

三、“平衡”的要义是“不耽时风”。当下书坛“时风”盛行。有的追求“展览体”（为了展览效果刻意放大某一特征），有的追求“丑书”（以“怪”为美），有的追求“市场体”（为了卖钱写低俗内容）。当代书家要做到“守正创新”，必须保持清醒的判断，不盲目跟风。面对“展览体”，要明白“展览是手段，不是目的”，书法的核心是“文化表达”而非“视觉冲击”。面对“丑书”，要坚守“真善美”的价值取向，明白“书法是高雅的艺术，不是搞怪的艺术”。面对“市场体”，要守住“文艺不能做市场奴隶”的底线，明白“书法的价值在于文化，而非金钱”。唯有不耽时风，才能在“守正”与 “创新”之间找到平衡，走出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三、文以载道：让书法成为中华美学精神的载体

书法的本质是“文以载道”。“文”是笔墨技法、汉字内容，“道” 是中华美学精神、人文情怀。赵鹤清的书法之所以“有骨有魂”，正因他将“文”与“道”完美融合，其作品不仅是“笔墨的艺术”，更是“精神的载体”。这种“艺道合一”的实践，对当代书家如何传递中华美学精神、避免“有形无质”具有重要启示。

（一）赵鹤清的“艺道合一”：多才多艺滋养书法境界

赵鹤清不是孤立的“书法家”，而是“诗、书、画、印、园林设计”五绝兼备的“文化大家”。这种“全能型”的学术背景，使其书法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美学精神，主要表现为三个“融合”：

一是诗与书的融合。赵鹤清是诗人，其笔下的书法作品多为自撰诗词文章，如他在园林设计中题写的匾额、楹联，既是书法作品，也是诗词作品。这种“诗书合一”，让书法不再是单纯的“写字”，而是“诗意的表达”。其隶书的“清峻潇洒”，与诗词的“清雅脱俗”相得益彰。其行书的“流畅自然”，与诗词的“意境深远”相互呼应。正如袁嘉谷赞其“艺精通妙理”，这个“妙理”正是诗词修养赋予书法的精神高度。

二是画与书的融合。赵鹤清青年时期曾游学江浙一带，所到之处，与当地名家交流画艺，任过八旗高等学堂美术教习，其绘画擅长山水、花鸟，主张“以画入书、以书入画”。在书法创作中，他将绘画的“构图意识”融入章法。写隶书时，注重字形的“空间对比”，如“横撇捺伸展跌宕”，如同绘画中的“留白”与“构图”。写行书时，注重笔墨的“浓淡干湿”，如同绘画中的“皴擦点染”。这种“书画融合”，让书法具有了“画意”，避免了“平板单调”，其作品 “形神兼备、意境深远”，正是中华美学“书画同源”理念的生动体现。

三是印与书的融合。赵鹤清精于篆刻，其篆刻取法汉印，兼具“古朴”与“奇险”。在书法创作中，他将篆刻的“金石气”融入笔墨。书法作品的线条“力透纸背”，如同篆刻的“刀刻意味”。字体结构的“变化有度”，如同篆刻的“章法严谨”。这种“印书融合”，让书法摆脱了“软媚”之气，增添了“雄浑”之韵，其作品“奇崛老辣”的风格，正是“金石气”赋予的美学特质。

更重要的是，赵鹤清的“艺道合一”不仅体现在“诗书画印”的融合，更体现在对“中华美学精神”的践行。他的书法追求“形神兼备”，“形”是书法的传统形态，“神”是个人的雅逸情怀。追求“意境深远”，通过笔墨传递出“萧疏简淡”的意境，符合中华美学“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追求“凝练节制”省略多余的“起伏提按”，却保留最核心的“骨力”，体现中华美学“言简意赅”的表现法则。这种对中华美学精神的阐释与坚守，让他的书法超越了“技法层面”而成为“精神符号”。

（二）当代书作的“人文缺失”：技法与内涵的脱节

当代书坛普遍存在“人文缺失”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空心化”。一是技法空心化。部分书家将书法等同于“技法表演”，一味炫技却无精神内涵。有的追求“用笔技巧”，将线条写得“细如发丝”或“粗如椽木”，却无“骨力”。有的追求“章法特色”，将作品写得“满纸都是字”或“留白过多”，却无“意境”。有的追求“墨色效果”，将墨色搞得“五彩斑斓”，却无“韵味”。这种“技法空心化”，本质上是“重技轻道”，最终导致作品“有技无艺、有艺无道”。二是内容空心化。书法的“内容”是其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而当代不少书家肤浅到对“内容”毫不介意。有的反复抄写经典却不懂其内涵（如抄《论语》却不知“仁”的含义）；有的抄写低俗内容（如网络流行语、口水诗）；有的甚至“抄错内容”（如将“厚德载物”抄成“厚德载物”）。这种“内容空心化”，让书法丢失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沦为“无意义的符号”。三是精神空心化。中华美学精神强调“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而当代不少书家的作品缺乏精神内核。有的作品“无情感”，只是机械地“复制”，毫无“我手写我心”的真诚。有的作品“无思想”，只是单纯地“写字”，毫无“文化思考”。有的作品“无温度”，脱离生活、远离人民，毫无“人文关怀”。这种“精神空心化”，让书法丢失了“打动人心”的力量，最终成为“无用的摆设”。

（三）启示：践行 “托物言志”，书以载道

其实，书法的价值不仅在于“技法有多精”，还在于“精神有多深”；不仅在于“写得多好”，还在于“传递了什么”。在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当代书家应践行“文以载道”的传统，让书法成为中华美学精神的载体。

一、以“文字内涵”为核心，避免“无意义抄录”。书法的“文本”是“道”载体，当代书家在创作中应注重文本的选择与理解。一是选择“有价值”的文本，如经典诗词（唐诗宋词）、传统文化典籍（《论语》《道德经》）、新时代的优秀作品（如反映脱贫攻坚、科技创新的诗文），避免低俗、无意义的内容。二是理解文本的“内涵”，在创作前深入研读文本，将文本的思想情感融入笔墨。写“先天下之忧而忧”时，笔墨应体现“沉郁顿挫”；写“春风又绿江南岸”时，笔墨应体现“清新明快”；写 乡村振兴题材时，笔墨应体现“昂扬向上”。唯有如此，才能让书法“言之有物、载道有魂”。

二、以“中华美学精神”为魂，追求“形神兼备”。当代书家应像赵鹤清那样，将中华美学精神融入创作。一是坚守“托物言志，寓理于情”的创作内核，让作品传递真诚的情感、深刻的思想。如写形书时，可通过“遒劲的线条”传递“刚健有为”的精神，通过“秀逸的字形”传递“清雅脱俗”的情怀。二是坚守“言简意赅，凝练节制”的表现法则，避免过度炫技。如赵鹤清隶书省略“起伏提按”却保留“骨力”，当代书家也应“删繁就简”，用最简洁的笔墨传递最丰富的精神。三是坚守“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的审美境界，让作品既有“形”的美感，又有“神”的深度。如写草书时，可通过“流动的线条”表现“形”，通过“意境的营造”表现“神”，最终达到“形神合一”的效果。

四、德艺兼修：涵养新时代书家的品格与担当

书法的高度，最终取决于书家的“品格高度”。赵鹤清的书法之所以能“流传后世”，不仅因其技法精湛、意境深远，更因其 “艺品如人品”。近代女书家肖娴对赵鹤清尤其推崇，称其为滇中名士，并谓道德文章书画冠一时，门前桃李半天下。萧氏更有诗云：“古滇赵夫子，襟怀真逸旷。丰格神仙中，咳唾九天上。我神为之驰，我心为之向。愧我本无学，门墙何敢望。”赵鹤清一生潜心艺术，坚守文人的风骨与情怀，堪称“德艺双馨”的典范。这种“艺品与人品合一”的实践，对当代书家如何涵养艺术品格、担当时代责任具有重要启示。

（一）赵鹤清的“艺品之正”：潜心艺术不耽时风

赵鹤清的一生，是“潜心艺术、坚守初心”的一生。从青少年时便随父宦游四方、广采博收，到任八旗高等学堂美术教习“教书育人”，再到回云南任地方官“服务乡梓”，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他始终将艺术作为“精神追求”，造福社会而非“谋生手段”。其“艺品之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沉潜之心”。赵鹤清研习书法，不是“急功近利”的“速成”，而是“一辈子的坚守”。他从秦汉碑入手，深入研习魏晋法碑，再吸收邓石如、陈鸿寿等名家的营养，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过程耗费了数十年心血。正如他自己所说：“作书以奇险取胜，不落畦畛，需用心经营。”这份“用心经营”，正是“沉潜之心”的体现，也是他能在书法领域“炉火纯青”的关键。

二是“风骨担当”。清末民初，书坛盛行“帖学媚弱”之风，而赵鹤清却坚守碑学“骨力雄健”的传统，不受时风影响。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少文人为名利放弃艺术追求，而赵鹤清却始终坚守“文人风骨”，诗书自娱。其作品“高雅脱俗”，这种“不耽时风”的风骨，让他的书法具有了“精神的硬度”，也让他成为近代书坛“清流”。在他回云南后，参与地方文化建设，通过书法、园林设计等艺术形式，传承云南本土文化。这种“文化担当”，让他的艺术超越了“个人表达”，也让他的“艺品”更具 “时代价值”。

（二）当代书界的“功利之病”：流量至上与铜臭沾染

当代书界普遍存在“功利之病”，集中表现为两个“迷失”：一是“初心迷失”。部分书家将书法视为“追名逐利的工具”，而非“精神追求的载体”。有的为了“评职称”，刻意迎合评委口味，写“展览体”；有的为了“蹭流量”，在网络上搞“低俗炒作”；有的为了“赚大钱”，批量生产“市场体”，甚至造假（如仿冒名家作品）。这种“初心迷失”，让书法丢失了“真诚”，成为“功利的奴隶”。部分书家缺乏“文人风骨”，为了名利不择手段。有的搞“圈子文化”，拉帮结派、互相吹捧。有的搞“学术不端”，抄袭他人作品，虚报艺术成就。有的甚至违背公序良俗，写一些媚俗内容。这种“品格迷失”，让书法丢失了“尊严”，成为“低俗的附庸”。二是“责任迷失”。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书家本应承担“传承文化、服务时代”的责任，而部分书家却“脱离时代、远离责任”。有的作品“无时代气息”，一味复古却不反映新时代的精神。有的作品“无社会价值”，只关注个人情感却不关注社会现实。有的甚至“解构传统”，宣扬“书法无用论” 。这种“责任迷失”，让书法丢失了“时代价值”，成为“无意义的存在”。

（三）启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生活

传统优秀品德“不仅存在于艺术殿堂之中，更深植于千百万普通人的日常实践与生命情怀”。当代书家应将书法融入时代、服务人民。一是“深入生活”，从普通人的日常中汲取创作灵感。如写反映乡村振兴的作品，可融入乡土气息。写反映“科技创新”的作品，可融入现代气息。二是 “服务人民”，创作普通人能看懂、能共鸣的作品，避免搞“阳春白雪”的“展厅书法”，多写一些贴近生活的楹联、匾额、书信体书法，让书法走进寻常百姓家。三是“传递温度”，通过作品展现普通人的善良与奋斗、坚韧与温情。如写楷书时，可通过“温暖的笔画”传递人间大爱，通过“厚重的结体”传递生命力量，让书法成为“有温度的艺术”，真正实现“德润人心”的社会价值与担当。

结语：坚守初心，用笔墨传递中华美学精神

赵鹤清的书法实践，为当代书家树立文化自信提供了一个生动样本。我们应以赵鹤清为榜样，刻苦自励，兼收并蓄，坚守艺术初心、扎根人民，践行守正创新，用笔墨传递中华美学精神，用作品书写新时代的文化自信，让中国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贡献属于当代书家的力量。（管布坤/文 高重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