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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童心和童心说
来源: 姚安县文化和旅游局 | 访问量:15583 | 发布时间: 2022/12/7 9:10:56

公元1602年,即万历三十年三月十五日,北京通州一个须发皆白的“囚犯”以剃头为名,向侍者借来剃刀,自割咽喉,血流二日,离开人间。他就是被称为“大明第一狂人”,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受诬入狱的学者李贽。

李贽,字宏甫,原名林载贽,后因家族避祸改姓李,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福建泉州人。公元1527年(明世宗嘉靖六年),李贽诞生于一个教书先生家庭,生下后丧母,父亲白斋公,继母董氏,都富有同情心,家贫而非常乐于助人,祖上对外经商。李贽十九岁以前随父亲读书,二十岁时离家谋生,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2年)乡试中举后“遂就禄”以养家糊口。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李贽五十一岁,由南京礼部郎中调任姚安知府,三年后辞官弃职,其间政声卓著。李贽以孔孟“异端”自居,持“童心说”,洒落“童心”,对历史和传统进行再思考,是一位“特立独行,不从流俗”的思想者。他知道自己的思想不会被其时代主流容忍,遂将自己的著作起为《焚书》《续焚书》《藏书》等书名。

“童心说”是李贽的基本思想。“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可见,童心即真心;真心即绝假纯真之心,是纯洁、天真无邪的,是一种纯任自然的“任真”状态,是心的自然之性,真的内涵由此生发出来。“真”,是自然之性的外在表现,是天真纯朴的自然状态,是“童心”的核心。

最初一念之“本心”,即朴素、原始、未被污染过的纯天然孩童之心。在佛家看来,本心就是真如本性,明心见性之心。世间的一切诸法都无法脱离本心,只要明心见性就可得道成佛。李贽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此“本心”原是佛家术语。佛家认为,本心是清净的精气神实体,即清净本原,亦即世界的本原,能生万物。所谓清净,是指本来就是清净无染的。佛家认为,人人都具有佛性,即“众生即佛,佛即众生”。人只要保持清净的本心,也就获得了佛性,因此,只要在本心上用力,一旦悟解心开,明心见性,就可成圣成佛。这里的“心”就是我心,内在的自我之心。人想要获得解脱或超脱,就要保持内心的清净无杂,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断绝迷障。六祖慧能认为世间的一切诸法都不离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

“最初一念之本心”,就是天赋予人的自然之心。一种与生俱来的人的至纯至真的性情,即赤子之心,无善无恶之心,原始本能的初心,是人人生来就有的原始之心,亦即王阳明所说的“良知”。

其实,无论是“良知”,还是“最初一念之本心”,均是依据内心的原初冲动行事或决断。王阳明认为,“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精、气、神是生天生地生物的材料,实质上就是良知。“知行合一”说中的“知”是指知心中的“良知”;“行”是指行心中的“良知”。“知”和“行”在“致良知”的“致”字中合二而一。“所谓致知格物,就是把我心的良知推至事事物物上。我心的良知就是天理,把良知的天理推至事事物物上,那么事事物物就都合理了。致我心的良知是致知,事事物物都合理就是格物,这是合心与理而为一的”。“人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

李贽深受王阳明学说的影响。王氏“良知说”的目的是还圣学真面目,揭示儒学真谛,防止误解,其人性论尚停留在思辨层面,具体实践与实质内涵有异。李贽“童心说”则是唯物的、辩证的,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性论,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没有夸大,也不自贬,一切从自然真实出发,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出发,还人性以本真,将之解放出来。

“最初一念之本心”,就是初心,圣人、凡人、君王、庶民皆同。李贽认为,自然人性就是人们平时穿衣吃饭之类的人伦物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学者只宜于伦物上识真空,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日常生活中的活动即贯穿了待人接物的道理!明智之人应在平常生活中探求人伦物理,而非求教于思辨。穿衣吃饭人人都一样,不论圣与凡;智与愚;君与民。“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夫妇所不能者,则虽圣人亦必不能”……这就是所谓“麒麟与凡兽并走,凡鸟与凤凰齐飞”。人人都一样,物物皆如此。

“真”是李贽的自在追求,也是李贽思想和生命的底色。李贽亲眼目睹明末社会的污浊和腐朽、虚假,从最高统治者到黎民百姓,都戴着面具生活,所有人的言行充满了虚伪性。时代的精神危机,需要有一颗“童心”来拯救。李贽倡言“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绝假纯真之心。“童心说”不只是拯救病入膏肓的社会的学说,而且蕴含着自然人性理论和更深刻的超越时空的思想。失去童心,就意味着,丧失真心,整个人都是假人了,假人表现出的情感也虚假,就丧失了人纯真的本性。“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道学家们一个个道貌岸然,行为看似儒雅,其实皆口是心非、卑鄙龌龊之小人。“无怪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但是,封建统治者喜欢听假话,也喜欢假人。这是儒学发展到明末时的变异和不堪。要拯救不堪的社会,就要做真人,讲真话,以“真”为根本准则。若每人都有一颗童心,真心做人、做事,社会自然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

当然,“真”的原则也体现在文人士子的笔墨中。“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天下的好文章,没有不是发自童心的。若童心常在,伪道学家所宣扬的道理,在社会中形成的贪婪之心,就会失去立足之地。这样,任何时代,任何人,任何体裁文体都可出现极好的作品。只要真心所写,就是至文。好文章的标准是自然,是情感抒发得自然而然。因而,对于诗、文、传奇、杂剧、小说等文学样式,李贽一视同仁,不以其出现的时间久近为说,而是以其是否表现童心,蕴含无尽真情,创作上的淋漓尽致的自然状态为区分好劣的标准。他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它们都是出于作者的“童心”所作,因而都是天下至文,只是体裁和形式不一。

出于“真”的原则,李贽对《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作了一番批评。他认为这些儒家经典都不是出于真心所作,更不是什么“万世之至论”。它们不是史官过分崇拜主子之词,就是大臣极力赞美国君之语。再不,就是愚蠢的门徒有头无尾地死记老师的话,任意记录下来的东西。“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槽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为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熟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槽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鹿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治病很难有固定的处方,同理,儒家经典不是“万世之至论”。然而,它们全是道学家宣扬说教的借口,是假人借以聚集之所,万万不能与童心相提并论。用“童心”去创作正如李贽所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状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真正能做出好文章的人,起初往往无心做文章,只是他们心中的真情实感到了不得不吐之时,此言语是至真的,此文章是天下之至文。而当时的文人儒者都作假文,彼此吹捧一番,空虚无聊至极。

对孔孟和儒家经典的批判,李贽更多的是用常识,利用传统说法自身在逻辑上的出入加以揭示。李贽对圣人、圣人之言表示了自己的见解,批评孔子在现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当时更需要极大的勇气。李贽的祖先曾远洋贸易于海外,祖父信仰伊斯兰教。李贽个人在中年以前没有宗教信仰,后面信仰佛教。从他的出身和幼年成长的环境来看,他受到正统观念的影响要少一些。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有其伟大之处,但孔子肯定也是一个普通人,如果把孔子的每一句话都当做万古不变的真理,一定是存在问题的。更何况,经过千年的造神运动,孔子已经成为“圣人”。对“圣人”盲目地崇拜,会制约人的思维的发展,阻碍思想的进步。匍匐在偶像之下,谨小慎微,亦步亦趋,只能成为奴隶,永远不会成为真正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人。所以李贽就要坚决打破藩篱。至于打破以后怎么办,李贽甚至没有去刻意准备好。罗曼罗兰说:“怀疑能把昨天的信仰摧毁,替明天的信仰开路。”先打破再说吧!

李贽认为,“童心”包括人的私心,自然允许人的自利。“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人人都如此,孔圣人也不例外。“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明末儒家所说的无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都是假的,是骗人的鬼话,它不符合人的本心和真心。人有私心才有进步的动力,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自私与自利是人的本性,是自然人性。既然人人各具一“童心”,人人就应以“童心”行事。以“童心”来行事即是“礼”。“盖由中而出者谓之礼,从外而入者谓之非礼;从天降者谓之礼,从人得者谓之非礼;由不学、不虑、不思、不勉、不识、不知而至者谓之礼,由耳目闻见,心思测度,前言往行,仿佛比拟而至者谓之非礼。”出自人们本心的就是礼,发自人们自然之本性的就是礼,否则就是非礼。

坚持人性本“真”的李贽,直接把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学家们从天上拽到地上。人有欲望是正常的,不应该去克制欲望,道德修养也不能离开物质生活的满足。好货、好色和勤学、进取一样,都是“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的。

人们一切活动、行为的目的很难脱离自己,就连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不能免于私心,私心是圣人和大家共有的。李贽反驳了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指出只讲正义、不讲功利的学说本身就是矛盾的。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如果无利,也就不必讲正义,讲正义的目的最终也还是为了得到利益。

其实,物质的人与精神的人是同一个人,无法割裂开来。人有物质的追求,也有精神的追求。人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确实也应该加强自己的精神修养,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但当时的道学家们让人们把自己的自然欲望看作是可耻的,让人们克制自己对物质的追求,在吃穿等基本需求都难以满足的情况下片面地去追求精神世界,显然是脱离实际,也是违背人性的。

李贽就是这样真实,真实到一不小心就道出了大家心照不宣、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真相:人必须吃饭穿衣,然后才能追求更高的精神目标。

在任何时候,道德都是必需的,但过高的、脱离实际的道德标准往往容易让人虚假,成为言行不一、心口不一的人。从历史史料来看,程颢、程颐、朱熹都是洁身自好之人,生活俭朴、清心寡欲,他们是那样说的也是那样做的。但后世的道学家们,仅仅把理学作为口号,作为谈资,不去身体力行。更为可恶的是,假道学们一面大肆追求物欲,一面要求别人“存天理,灭人欲”。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口头上却连人有私心都不敢承认;心底里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口头上却指责别人自私。李贽的两个女儿在灾荒中饿死,想到这帮假道学们的丑恶嘴脸,能不让他咬牙切齿?

揭露和批判是李贽思想的主旋律,是其“童心”的直观体现,亦是其求“真”的自由精神,孕育着现代性意蕴。其揭露正统御用学者的虚伪,比如他把士大夫所不齿的“诲淫”“诲盗”的《西厢记》《水浒传》称为“古今至文”,把它们与《论语》《孟子》相提并论。比如他提倡男女平等、抨击重男轻女的思想,认为女子和男人的见识没有长短之别;肯定卓文君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毅然与司马相如结婚的正义性。

李贽把那些道貌岸然的假道学们剥得一丝不挂,放在阳光之下暴晒。他在给道学家、大官僚耿定向的信中写道:你耕田求食,买地求种,架屋求安,读书求科第,当官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没有一件事是为别人着想。可是当你开口说话时,就指责别人自私、只为了自己,却标榜你自己是处处为了国家、为了他人。这符合圣人“言顾行,行顾言”的教诲吗?在李贽看来,这些假道学都是伪君子,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口是心非,说尽假话,还不如市井小夫活得真实。

“童心者”更能看到社会真相。李贽生活在明朝中后期,面对充斥着欺诈、虚伪、媚俗风气的社会,李贽孤军奋战,最后以失败告终。我们从中看到了李贽不屑同流合污的傲骄,也看到了他高贵的愤怒。他看清、痛恨、鞭笞这些丑恶,但也热爱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李贽的批判包含了对国家命运的隐忧,也饱含了对美好社会的渴望。比如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水浒众好汉是由于政治黑暗才被逼上梁山,要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必须让有德的贤者在高位,无德的不才者在下位。骂你,恰恰是因为爱你!如果不希望你变得越来越好,我为什么要批判你?

黄仁宇认为,“李贽的悲剧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李贽在浑浊世界里坚守着自己的一颗至纯童心,在森然黑暗中迸发出划破黎明的一声呐喊。

李贽的“童心说”,表达的是一种独立自主精神,向世人昭示着真诚、自由、平等、开放、多元的文化思想。正如吉田松阴所说:“顷读李卓吾之文,有趣味之事甚多,“童心说”尤妙。”李贽的“童心”和“童心说”,是自然人性的开端,蕴含着现代性精神特质。(管布坤)